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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规划设计鸟瞰图
大学城规划设计鸟瞰图
作者:金丰秀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3273    更新时间:2012-7-10    

中国大学城概况

  大学很久以来就有,大学城在国外出现也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院校调整,有关高等院校实行“聚合”的结果是独立大学规模的扩大、多校区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大学及其校园在空间上的进一步集中以及高等院校的城市化、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等等。而随着加速发展的以技术和通信革命为特征的知识经济革命、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的继续增长、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和实践等等,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接受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个庞大的有着不同背景和不同经历的学习人口,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城市的教育和科研功能空前强化,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的口号日益响亮,再加上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转换、企业与高校的联姻等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大学城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

  规划建造的大学城必然要有一个发展目标,这一目标必然有其内在的功能要求,而要满足其内在的功能,就需要有其相应的区位选择、对入住院校的选择以及内部的结构安排等等。大学城的功能定位是指在大学城周围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坐标系”中,综合确定某个具体大学城的“坐标”和未来发展轨迹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投入建设的大学城主要有北京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陕西西安长安大学城、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上海松江大学园区、浦东大学集聚点、江苏连云港市高校教育园区、浙江杭州滨江高教园区、下沙高教园区、小和山高教园区、宁波高教园区、温州茶山高教园区以及广东广州大学城深圳大学城、珠海大学园区、东莞大学城等等,而天津、上海杨浦、山西、内蒙古包头、江苏南京、福建厦门、云南昆明和玉溪等地都在进行大学城的规划和建设研究过程。就已规划建设的几个主要大学城而言,已做出初步的功能定位。据分析,影响大学城功能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现状基础;二是潜在优势;三是宏观环境的要求。综合考虑以上三个因素,依据中国大多已经完成、正在建设以及将要建设的大学城所在区域的现状基础、宏观社会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分析大学城发展的潜在优势,大学城功能主要采用两种定位模式。

  教学主导型功能定位模式 该模式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环境和条件,为了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所要求的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需求,其目的和任务主要是通过原有高校的内部挖潜和加大外部投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提高其效率,以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浙江杭州下沙、滨江、小和山、宁波和温州茶山五大高教园区,上海松江大学园区、浦东大学集聚点,河北廓坊东方大学城、江苏连云港市高校教育园区、北京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大港生态高教园区等最为典型。

  以浙江的三个高教园区、廊坊东方大学城和大港高教园区为例作一详细分析。据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所作的杭州新一轮总体规划和高教产业规划,将杭州下沙大学城原来的“以通过与下沙经济开发区形成密切的产学研结合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为主要功能”的定位调整为“以理工科院校为主,以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为目标,理顺产、学、研关系,使高教园区与开发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高校不仅为开发区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还要成为企业的人力资源培养和培训基地,开发区企业则为高校发展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并成为高校学生的实习基地。” 滨江大学城调整为“以理工科院校和科研院校为主,以少量其它高职院校和中小型科研机构为辅的综合性高教区块。”小和山高教园区则定位于“以文科和文理兼容的中小型大学、学院、高职院校为主,与小和山风景区相匹配的、相互协调的、集教育科研、度假和休闲为一体的开放型、园林式的高教园区。”

  为贯彻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精神,满足各高校扩大招生的需求,也为了适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教育后勤社会化的需要,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向更高层次发展,使高等教育能本着融通、融解、融洽、融合的要义,对各种教育、教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将不同门类的学科、不同风格的学校集于一体,探索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新模式。1999年夏,北京市对外服务公司审时度势,看到了中国入世后社会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切需求,认识到高教发展在未来中国教育产业兴起中的地位,从而抓住解决“高校扩招、校舍不足”的瓶颈问题,顺应教育资源重组整合的大趋势,在京津线中段的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兴建了东方(华北)大学城。随着廊坊市人均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按照“形象建设也是生产力”的理念,在“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的城市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大学城将成为一个拥有各类综合教学楼、科研实验楼、计算机中心、校园互联网络系统、图书资料信息中心、各种体育运动中心、文化宫、大礼堂、文化广场以及学生公寓、教师公寓、书店、健身、商业、餐饮、医院、交通、保安、清洁卫生等各项配套服务设施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教育园区。

  天津市计划通过对大港新区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综合分析和合理预测,以跨世纪城市规划和面向21世纪、面向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为指导,逐步把大港区建设成为布局合理、设计先进、经济发达、基础设施齐全、交通生活便捷、科技文化昌盛、环境优美和富有特色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生态型城区,促进绿色旅游、度假、休疗养等,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一个广阔森林情趣的活动场所。在大港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这样一个城市基础上,结合大港高教区的发展条件和建设环境,大港生态高教园区的功能主要定位在:①区域性,立足于天津市发展的广大腹地,是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教育科研产业基地。②战略性,高教区建设应成为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在整个大港区乃至天津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过程中具有战略性的意义。③生态性,高教区的建设既是城市生态系统的完善,更体现出了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④景观标志性,高教区建设应集中体现大港城区发展的现代化风貌,逐步建设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城市生活理念和空间特色。

  高新技术研究主导型功能定位模式 该模式立足于大学城所在区域现有的高新技术开发条件,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对扩大和持续高新技术研究的需求,将高等教育与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相结合,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发挥。以深圳大学城,广东珠海、东莞、广州大学科技城,上海杨浦东方大学城等为代表并作具体分析。

  1996年底,由清华出资2000万,深圳市府出资6000万,共同组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拉开了深圳大学城的序幕。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深圳市提出通过发展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来实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高科技城市、园林花园式国际性城市”的目标。2000年初,深圳市成立了深圳大学城规划建设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大学城建设,大学城选址西丽塘朗地区,市政府从缺少一流的开发人者和拥有知识产权的高科技项目的实际出发,不追求大学生规模,确定该大学城的主要功能是培养高层次科技开发人者;学历在硕士以上,从事高新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参与深圳重大工程项目,并提供咨询和评估;并为深圳二次创业储备人才和项目的后续力量。为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珠海市重新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思路,“只求所在,不求所有”,创造条件吸引名牌大学到珠海办学,珠海市将拟办珠海大学的校园无偿提供给中山大学办珠海校区,在此基础上再增加面积,还给学校投资1亿元,由中山大学永久使用和管理,继中山大学之后,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纷纷进入珠海办学,清华科技园、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已落户珠海。珠海大学园区规划20平方公里土地,计划用5-10年建成,初步规划全日制在校生5.5万人,以本科教育为主,逐步发展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并建立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发展高科技产业,预期使珠海大学园区成为是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功能区。同一时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后脱胎成为一座经济规模较大的新兴产业城市的东莞市也提出“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选择科教与产业相结合作为突破口,建立大学科技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规划中的东莞大学科技城占地50平方公里,有高新技术产业区、研发机构区、科技展览区、行政办公文化商贸区、生态保护区五大功能区,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6所高校进驻科技城,大学科技城初步定位在集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和制造、成果交易和转化、技术培训和服务于一体的科教与产业结合的创新基地。面对周边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的强劲势头,广州市在2000年8月提出了创办大学城的设想,经过随后的多方论证,确定大学城将建在番禺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规划范围约43.3平方公里,规划人口为35万-40万人(包括村镇人口),三年内建成,广州大学城规划强调大学城既具有作为一个承担特定功能的新城区“城”的特征,又有作为一个大学集中地的特征,因此大学城的发展定位于以高科技制造业为基础,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应用,以形成科学研究综合体为目标,培育创新环境,促进广州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从而发展成为一座具有高质量生态环境、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高效益的投资管理软环境、以产、学、研为主、辅以少量高级住宅的多功能现代新型城区,使其成为广州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最终发展成为国家一流的大学园区、21世纪华南地区的高级人才培养中心、科学研究和交流中心、知识创新中心、研制开发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和成果转化中心。

  由于地域条件限制,上海市大多数高校的校园规模偏小,少数高校占地面积不足百亩,阻碍了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2000年5月,杨浦区经过多方调研,做出依托复旦、同济等大学规划建设东方大学城的战略决策,旨在以实现“科教兴区”为目的,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调整、环境整治、机制创新、政策扶持和创业投资等途径,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科教人才资源库、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基地和产业基地、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基金关注的热土、创新机制的试验田,最终把它建设成为一流的大学科教区、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和优美的生活区,即在杨浦形成一个以大学为纽带,辐射周边地区,集教育功能、产业功能和生活服务功能为一体,文化氛围浓厚、科技产业发达、服务体系完善、优秀人才汇聚、生态环境良好的局部优化区域,并最终成为一流的大学科教区、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优美的生活区和商贸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这种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众所周知,只有使科学技术与经济有机结合,并最终获得在市场上的领先能力,才能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实践证明,科技工业园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正如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讲话中所说:“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这种产业发展与科技活动的结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离的难题,使人类的发现能够畅通地转移到产业领域,实现其经济和社会效益”,科技工业园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推动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随着以高新技术开发和研究为主导功能的大学城的建设,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高新技术园区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大学不仅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摇篮,而且也是新知识、新技术的诞生地。高新技术园区与高等院校密集的大学城的结合,有利于智力与资金的结合、科研与生产的结合。

  长期以来,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探求知识、取得科研成果、与此同时培养可以进行高强度研究开发活动的人才。由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这种工作目标和工作兴趣,使其在一定意义“超凡脱俗”,对于政界和经济界不够了解并且有轻视的倾向。大学和科研机构按照从学生到教授、从科研成果到著书立说这一模式运行了近2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略有变化,不但一些人文科学教授从政,一些自然科学家也进入了政府机构,开始了科技界与政界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科技界的地位在“二战”以后得到了显著提高,大学和科研机构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和科研机构却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由于科研规模扩大和教学经费的提高,而政府的支持有限,虽然一再向政府施压,仍得不到很好解决,造成科技界和政府的矛盾;二是学校培养的学生逐步不适应企业在技术开发和经营管理两方面能力的要求,因此供大于求,名牌大学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于是,大学和科技界不得不转向社会,面向经济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高科技园区,可使其扩大对社会开放,密切产学研结合,教学科研从生产实际中获取大量、及时、准确和全方位的信息,促进教学科研机构有效的发展。同时,还可推动大学的改革,调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积极性,优化学校科研资源的配置;重要的是,还将有利于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消解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冲突。最后,大学高新技术成果需要走出校门、融入社会、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张和产业化。以高新技术开发和研究为主的大学城,充分体现了大学与科技结合的需求,然而这种模式容易忽视中国现阶段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忽视本科教育教学,忽视大学学科专业的平衡,而极力倾向高层次人才和理工科人才培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

各地建设大学城的模式

  一是企业开发模式。企业出资办学,实行“校企共建,学校为主,各校合作”的运行机制。大学城建立管委会,由投资方、校方、经营方组成,履行管理、协调、监督、服务的功能。大学城从资金投入、基本建设到经营管理、后勤服务都采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如廊坊东方大学城、上海松江大学城的建设就属于此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1. 产业化运作,由企业投资兴建,企业拥有城区设施的产权并对其实施产业化运作和管理,企业提供一切教学和生活设施,做好后勤服务,学校则把消费市场全部交给企业,按市场原则运行。

  2. 入住大学城的高等院校有偿使用城区资源,并在城区管理部门、教育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下自主办学。学校是办学的主体,其教学活动不受企业的影响。

  3. 城区的城市功能齐全,整个城区按城市社区模式规划建设,形成以若干所大学为核心的具有特定整体功能和环境特征的城市社区。城区的建设和管理注重资源的利用率和资源的共享,社会化程度较高。

新校区建设模式

  许多高等院校、特别是位于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其校区位于城市的闹市区,校区内用地极度紧张,一些大学通过将地处城市中心区域地价较高的旧校区置换,在城市近郊购买价格较低的土地,再通过校内挖潜和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建设新校区。一所学校建设成功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仿,并在其附近征地建设。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也逐步介入其中,出面牵头成立园区管理委员会,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强化园区的整体功能,促成大学城的形成。例如浙江省5个高教园区(杭州3个,宁波、温州各1个)的建设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1. 建设资金以高校自筹为主。高校筹资的主要方式是资产置换,即将原有黄金地段的小规模校园出让,用所得收入归还新校区建设的贷款。

  2. 大学城内一般都聚集了多所高校,使得高等教育的资源可以实现合理配置和共享,并为开展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操作空间。

  3. 大学城的建设与城市功能的重新组合紧密结合,大学城成为推动当地高等教育大众化、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

异地建设分校模式

  地方政府通过实施或无偿划拨土地,大幅度降低土地费用、减免城市基础建设配套费等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吸引高等学校前来建设新校区,这样不仅改善了高等院校的办学条件,而且高校科技产业化和后勤社会化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珠海市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引进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一批全国著名高校在珠海建立分校的,从而加速了珠海市城市文化科学品味和经济建设的快速提升。这类大学城建设的特点是:

  1. 这种模式以政府行为为主。大学城多由政府出面策划,并由政府促成高等院校进入办学。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投资与优惠政策的引导是大学城形成的关键。

  2. 入驻大学城的高等院校是建设大学校区的主体。学校通过市场运作来筹集建校资金,并通过收取学费来抵偿办学费用。这些大学出于学校的发展、办学声誉、经费压力等原因,也愿意集中较多的人力、物力创办新的分校校区。

  3. 由于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且入城的学校又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这类大学城建设的社会信任度较高,在市场运作中也容易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编辑本段文化内涵

大学城文化的历史积淀性

  从高校文化层面来看,大学城文化具有历史积淀性,侧重于文化濡化,即通过教学、科研、社团活动等途径传承现有文化,使年轻人逐步完成社会化过程。高校是文化濡化的重要机构之一,更是学生走向社会的最后一个相对具有系统性和组织性的濡化机构,对青年人的社会化过程起着关键作用。而大学城以高校为核心,同时配有社区和商业区等相关设施,相对于以往的传统大学更具有社会性,其文化的历史积淀和传承功能就显得更为鲜明。

大学城文化的整合性

  从各高校之间的文化关系来看,大学城文化具有相对整合性,通过教学资源的共享逐步达到文化的共享与整合。相对于传统的高校,大学城文化更具开放性的特征,高校之间虽然相对独立,但又同属一个大学城。首先在建筑规划和区域文化等方面就具有相通性;随着办学的不断深入,高校之间无论在教学设备、课程和师资等教学资源方面,还是在非正式的学生社团方面,都会逐步达成共享,最后整合成一种高校各具特色又相对和谐的大学城文化。

大学城文化的创新性

  从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文化转换来看,大学城文化具有创新性,并能进一步将创造的新文化转换成其他形式,甚至产生直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由于文化的创新需要文化的长久积淀,更需要高级人才和硬件配套的支撑,高校历来是文化创新的重要阵地。在大学城的大环境下,由于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更加自然和紧密,文化的转换渠道更畅通,高校内的文化创新因素可以更便捷、更直接地进行转换,从而产生社会和经济效应。

大学城文化的传播性

  从高校文化和社区文化的关系来看,大学城文化具有传播性。通过和周边社区的长时间接触,高校文化向周边社区传播,同时吸纳社区的文化特色,甚至有可能通过文化涵化形成相互融合的文化整体。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大学城普遍存在文化缺失现象,其文化内涵并未呈现出上述四大特性。下文对中国大学城文化缺失现象的阐述及原因分析,主要以高校文化这一大学城文化的核心组成要素为中心而展开。

高校的文化底蕴——积淀与传承尚需时日

  大学文化是具有个性的,这种个性与一所大学的文化底蕴紧密相关,并主要通过文化濡化等方式,被一代代学生传承和发扬,最终受到社会的公认而成为其特有的品格与特色。英国牛津、剑桥的博雅之风,德国柏林、海德堡的研究之气,美国哈佛、耶鲁的开放之习,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高师精神,不但能熏陶本校师生,还能感染整个社区乃至社会。文化底蕴的形成需要历史的积淀,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西方诸多大学城(尤其是自然发展型大学城)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化,才逐渐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高校文化特色。

  而中国目前的大学城基本属于规划建设型,不少大学城的高校属于某一市区大学的分校,从建成至今最多不过十年时间,不说积淀特有的文化底蕴,即便是传承老校区的文化传统也非易事。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与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的“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应取决于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两地办学或郊区办学引起的种种困难,目前大学城多数教师都住在远离校舍的市区,再加上文化的不可复制性,一栋栋“大楼”是建起来了,“大师”及其精神的发扬却远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

高校之间——文化共享与整合任重道远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由各要素组成的,文化整合即各种文化要素或类型相互适应、协调,最终成为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大学城各高校之间通过教学资源的共享,做到优势互补,并逐渐达到文化的共享与整合,本是大学城文化的应有之义。各所高校由于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相对统一的价值取向和教学组织管理模式,本应具有较强的文化整合性。但事实上相互之间的文化共享与整合度却不高,再加上教育资源的共享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合与协调,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还可能产生各种文化冲突。高校之间文化冲突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资源的闲置,这种教育资源的闲置既包括活动场所、活动设施等硬件资源的闲置,也包括教师、学生以及校园文化传统等软件资源的闲置。高校之间文化共享与整合方面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图书馆、机房、食堂等部分硬件资源的共享较易达成,师资、课程等软件资源的共享相对滞后,与之相关的教育理念、价值规范及风俗习惯等文化的共享和整合则更需时日。当然,大学城高校之间的文化共享和整合永远建立在各高校的相对独立性和独特性之上,不可能也没必要达到百分之百的整合,而在大学城建设的初期出现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文化冲突现象,可能也是中国大学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高校企业间—文化创新与转换渠道堵塞

  大学城的文化创新与转换功能集中体现在部分特殊的规划建设型大学城,即科技园区上。目前,全球约有1000个左右的科技园区分布在世界近50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各地政治制度、管理体制、技术创新水平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各科技园区的文化创造与技术转换模式互不相同,但这些模式各异的成熟科技园区之间又拥有诸多相通之处:一是以智力资源为依托,如硅谷拥有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学和专业科研机构,拥有30多万名高科技人才,筑波地区聚集了48个研究机构、教育院所和115万多名研究人员;二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以及中介机构四个文化创新和科技转换主体高效运作。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目前的科技园区已不下50个,但在文化创新和科技转换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文化创新主体,由于文化底蕴的匮乏,相互之间少有文化共享,未形成一个整合性较强的文化体系,在科技创新方面尚缺乏后劲;二是企业作为科技转换的最后一环,由于发展环境不完善、内部运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还不能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三是政府和中介机构作为科技转换的中间环节,在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协同工作方面不是很到位。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各科技园区内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文化不能顺利实现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也正是中国大学城文化缺失的重要表现。

高校社区间——文化传播与涵化举步维艰

  一般而言,文化传播的结果有以下几种:一是两个文化体系相互吸纳了对方的部分文化因素,但仍旧保持各自独立性;二是一方被另一方同化,从而融入对方文化体系之中;三是相互吸纳对方部分文化因素,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四是相互(或一方对另一方)拒斥而保持各自独立性。西方多数自然发展型的大学城,其高校与社区之间文化传播的结果,基本上属于上述第三种,即经过长时期的磨合和适应,高校文化与社区文化相互吸纳对方部分文化因素,并最终整合成一个既不同于高校文化、又区别于原先社区文化的大学城文化体系。

  另一方面,文化传播和涵化的范围、程度与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似度、接触时间基本成正比,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遭遇拒斥甚至文化冲突是自然现象。比如剑桥大学,由于宗教习俗各异,加上年轻的大学生们调皮闹腾,据说在其刚刚兴起的12世纪,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还曾发生多起学生和居民之间的群殴事件。中国目前的大学城大都设在某一城市的边缘或郊区,高校周边社区或是原先的乡镇,或是新建的生活区和商业区,社区居民与高校师生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再加上相互接触时间不长,直接影响了两者之间文化传播和涵化的范围和程度。更有甚者,考虑到大学城周边社区建设不完善、人员杂乱等情况,部分大学城的高校管理者限制大学生随意出入教学区或宿舍区,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和社区之间的文化传播途径。可见,目前中国大学城高校和社区之间的文化传播和涵化现状较为尴尬,基本上还处于只吸纳对方的部分文化因素、但仍保持各自独立性的阶段,甚至存在相互拒斥的文化冲突现象,离最终形成高校文化和社区文化相互融合的开放式大学城文化体系,还有一段较远的距离。

 

文章录入:无悔    责任编辑:tongz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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